江小涓
新中國成立75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偉大成就世所罕見。現在，中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決定》有關經濟和開放的部分，突出強調了“高”——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是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新的國際環境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制度保障。
第一，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突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性。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對我國今后十余年的增長速度提出明確要求，要求繼續以改革開放形成發展新動能。《決定》強調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任務的第一條，并作出許多重要改革工作部署。《決定》要求，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要求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在要素使用、市場競爭和法律保護方面做到“平等”“公平”和“同等”。在談到國有企業改革時，《決定》提出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明確將國有資本重點投資領域和方向聚焦于三個方面：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提升國有企業履行戰略使命地位、為民營經濟拓展發展領域和提供更多發展機遇的重要安排。《決定》還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當前，社會各界對地方政府和基層財政困難問題高度關注，如何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建設財權事權相匹配的制度等，都是《決定》強調的改革重點。此外，《決定》中指出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強調的“活力”“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以及“平等”“同等”“統一”等，都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加快推進的改革內容，充分體現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性、牽引性作用。
《決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改革，將“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之一，提出改革要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強調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要求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的美好生活體驗，要求更加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關注低收入人群和統籌城鄉發展。《決定》就此作出全面部署，包括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下沉，完善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政策機制等。這些改革領域都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有助于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強人民群眾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認同感，更好地凝聚起社會共識以推進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第二，健全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突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就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決定》進一步明確了新質生產力的定義：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同時，《決定》特別提出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對于避免各地不顧自身條件和特點、一哄而上導致同質化競爭具有重要意義。而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將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全新動力。在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方面，《決定》明確要求完善五方面的重要制度：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健全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體制機制，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以及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此外，《決定》還對深化教育綜合改革、科技體制改革、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提出要求，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更有效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可見，通過這些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最基礎、最重要的改革要求。
第三，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突出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重要性。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應對能力不足，新的體系尚未形成，中國自身的國際地位及影響力也今非昔比。這種與以往很不相同的國際環境，對我國對外開放體制和參與國際治理提出新要求。我們需要提升適應全球治理并參與和引導國際治理體系改革的能力，需要完善我國對外開放體制以更好應對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需要加快構建有效管理多種國際事務的國內體系與能力，以及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與重塑的體制機制。《決定》就此作出部署，強調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等。《決定》要求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是我國推進制度型開放和國內體制改革的重要對標。在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過程中，我國將落實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服務業開放，全面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進一步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開放。同時，切實保障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和合法權益，進一步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在開放共享中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共享收益。《決定》還有一個提法值得重視：建立同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的合規機制，優化開放合作環境。今后，我國會有愈來愈多的企業著手拓展國際市場，只有遵循國際通行的合規要求，“走出去”的過程才能順利和長久。近些年，我國國有企業抓合規建設比較多，還要繼續推進和提升水平；各類民營企業要加快提升合規管理能力，盡快為全球化布局發展做好合規制度建設的準備。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有6次以改革為重點的“三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歷次三中全會都研究討論深化改革問題，都是在釋放一個重要信號，就是我們黨將堅定不移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堅定不移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說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中國已有發展成就和未來發展愿景是在一個與時俱進的制度環境中產生的，沒有一個不斷實踐探索、改革創新、具有中國特色并符合治理規律的有效制度和治理體系，就無法支撐起這段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偉大歷程。對我國發展成就、改革過程和國家治理能力之間的關系進行學術研究與學理闡釋，既是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任務，也是大有作為的時代課題，我們需要從以下方面加強推進。一是認真學習和從學理角度闡釋已有文件精神，促進社會對《決定》提出的改革要求形成共識，齊心協力完成既定目標和任務。二是從更長周期探索中國改革目標和改革任務的演進歷程，闡釋中國何以做到發展、改革、開放與穩定相統一，支撐了長達40余年的高速發展與社會穩定。三是研究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趨勢、特點和可能碰到的挑戰與問題，前瞻性地提出有學理含量的改革要求和政策建議。四是用中國學術界的獨特視角觀察和解釋世界，努力構建更具一般性、更普遍適用的知識體系，使國外學術界認識到，我國的改革進程不僅要與中國特色相匹配，也要與經濟發展階段特點相匹配、與國際競爭環境相匹配，使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成為國際學術體系中獨特而重要的部分。五是研究借鑒現代化建設先行國家的有效經驗，充分吸收借鑒人類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和治理經驗。現代化是一個整體進程，發展到什么階段就會面對什么問題，不少問題具有共性，需要我們從自身國情出發，或學習借鑒，或及早防范應對。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