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線，擘畫了700多年。
照著商周的模樣、秦漢的形狀，比著魏晉的風格、唐宋的風韻，蘸著遼金的遺墨，從中國的元代起筆；跨過元朝近百年的金戈鐵馬，縱貫明朝270多年的斑斕歲月，穿越清朝入關后260多年的風云際會，一路縱筆如戈；記錄下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瞬間，奮筆疾書過革故鼎新、救亡圖存的篇章；揮如椽之筆書寫新中國的歷史，以一張藍圖繪到底的豪邁，傳承千年文脈，表達人民意志，擘畫出新時代的文化風采。
這條線，就是縱貫南北、聯接古今的北京中軸線。
時光在中軸線上再添新標高——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6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將北京中軸線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9項。這是世界對中國的認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從遼陪都到金中都
沒有古老的京城，就沒有今天的中軸線。
北京為城，由來已久。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國，建都于今北京房山區的琉璃河鎮，遺址至今尚存；封黃帝之后裔于薊國，建都于今北京廣安門一帶。燕國滅薊國，遷都于薊城，稱為燕京；秦朝設薊縣；兩漢時期設燕國；北魏時期改為燕郡，北齊時期于燕郡設置東北道行臺，北周時期將此東北道行臺改為幽州大都督府；隋朝時期改幽州為涿郡，唐朝時期又改回幽州；公元938年遼太宗定幽州為南京幽都府，作為遼的陪都。宋遼金時期，東北游牧民族興起，“燕云十六州”是大宋王朝頭頂的一顆雷，成為宋、遼、金三朝三國血拼之地。宋朝第二任皇帝趙光義率部，與遼戰于今天北京西直門外的高粱河畔，宋軍大敗，北宋痛失幽燕之地。此后三百年間，宋朝與遼打、與金打、與蒙元打，北宋打完南宋打，楊家將打完岳家軍打，夢想收復失地。“燕云十六州”成為兩宋心中的痛，痛得淚涕飛，一直痛到滅亡。上溯三千年，各封國、王朝、民族在幽燕之地反復爭奪，戰爭的結果之一，是北京城逐漸形成，戰略位置日趨重要。
所以說，北京城的根，在西周的燕都薊城。這里踞北扼南，地望形勝，西、北、東三面環山，有太行山脈、燕山山脈拱衛。崇山峻嶺之中峽谷深澗密布，守則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出可以通往西北方向蒙古高原、東北方向松遼平原；正南方向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縱馬奔馳，可以“一鞭直渡清河洛”。燕薊之地因而成為聯結東北、西北、華北和南方地區的交通要道，掌控北方重地和邊塞要地的軍事重鎮、邊關門戶，戰略位置險要。有詩曰“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云山擁薊城”。金人看重此地，認為“燕都地處雄要”，是能“控制南北”的戰略要沖，當為用兵之地。遼朝看重此地，把古之薊城、幽州、燕京，提升為遼朝的陪都，建成經濟文化重鎮，開啟了北京都城史的序章。
金朝滅遼國、滅北宋之后，江淮地盤擴大，認為“帝王都會，億萬年太平悠久之基，莫燕薊若也”，必須調整指揮中心和政治中心。公元1153年4月，金朝海陵王完顏亮下詔，將都城從黑龍江的上京（今哈爾濱市阿城區），遷往“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握中原之夷”的燕京城，是為“金中都”。金朝統治者甚至下令“削上京之號”，平掉和拆毀了上京的宮殿、宗廟、王府，誓將搬家進行到底。由此，從“城”到“都”的燕京，開始從“陪都”到“首都”的轉身，北京建都史從序章走向第一華章。
金都得有金都的樣子。“辨方正位”，是古代王朝立都的第一要務。既要有中和天下的氣派，又要有制衡南北的勢力，還須有輻輳八方的交通便利，金中都得兼。金人建都，尊重華夏正統思想，秉持“居天子之正”的理念；以《周禮·考工記》為法則，以宋朝汴京城為藍圖，在保留遼陪都原貌的基礎上，按中原王都營造的禮制觀念，設計了宮殿、壇廟、衙署、園林、陵寢等，是為“筑燕京，制度如汴”；金中都將遼陪都的地基向西、向南擴展，將西側的蓮花池納入城區，宮城居中，有水相伴，此所謂“得中之制”。我們當然不能用今天的北京地圖，來審視當年的金中都。那時的都城孤立獨成，四周一片荒涼，蒹葭蒼蒼。在荒野之上，它落地就是“中”，天下并無它。宮城外圍，有皇城、大城環繞，有城門、道路貫通。此時，中軸線端倪初現，它從大城南墻正中的豐宜門出發，向北經龍津橋、永樂坊、金水河、宣陽門，一路穿越皇城、宮城，直抵大城北墻正中的通玄門，筆直而暢通。于是，南起豐宜門，北到通玄門，縱貫全城的金中都中軸線躍然而出。皇宮之所在，恰好居其中。
此后，金中都不斷地擴建，先后修建了北苑萬寧宮、南苑建春宮等，逐水草、筑園林，把千形百狀的水域包裹在規整的宮墻之內，因地制宜，因水制宜，形成多姿的都城風貌，但千變不遠其水，萬變不離其“中”，中軸線依然分明。
但是，金中都的中軸線，還不是元大都的中軸線。
忽必烈看中了積水潭
公元1215年，蒙古大軍攻陷金中都。
蒙古帝國經過了成吉思汗、托雷、窩闊臺、貴由、蒙哥等幾代大汗更替之后，托雷之子、蒙哥之弟忽必烈于1260年繼位稱帝。公元1264年，忽必烈開始著手建設蒙古帝國之都，書寫京城建都史的第二華章。
都城的選址，至關重要。有兩個因素是蒙古人必須優先考慮的，一是基于游牧民族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和安居心理，與金人一樣，都城要“以畜為本、以草為根、逐水草而居”，事關安居；二是滅南宋之后，天下盡入囊中，都城必須位居天下之中，有利于掌控天下、交通八方、攻防守備，事關安全。
這里沼澤眾多、水草豐沛，被蒙古人一眼看中。北京過去堪稱北方水鄉，有永定河、拒馬河、溫榆河、潮白河、泃河五大水系縱橫。北京城至今保留有海、河、湖、池、塘、灣、淀、潭、溝、泉、井、坊、坑、橋、壩、塢、壕等許多與水有關的地名，有北海、后海等6個“海”，通惠河、金水河、高粱河、菖蒲河、亮馬河等若干條河，積水潭、玉淵潭、昆明湖、龍潭湖、海淀、蓮花池、金魚池等若干個湖；還有龍須溝、南河沿、玉泉、毛家灣、王府井、白紙坊、甘石橋、東壩、北塢等通水蓄水排水之地名。一座城市有如此之多與水有關的地名，在北方地區罕見。
公元1267年2月14日，新都城開工。元史收錄的“大都城隍廟碑”中，記載了這一歷史性事件：“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負責建設的總工程師，是忽必烈信任的漢臣劉秉忠，以及他的學生郭守敬等。他們實地踏勘了金朝當年投入百萬之眾、雄踞60年之久的金中都，察看了西南角的蓮花池，顯然不滿意那里的水質，更不滿足于有限的供水量，他們在謀劃更宏大、更長遠的遠景。在金中都東北方向的郊外，他們看中了金朝的離宮萬寧宮，稱之為“瓊華島”，更看中的，是東邊更加豐沛、更加遼闊、更加肥美的水草之域白蓮潭，忽必烈稱之為“積水潭”。他們決定，將新都城的中軸線從金中都的中軸線位置，向東北方向平移到積水潭旁，立一個中心臺，在后來的南城墻麗正門外，勘定一棵樹作基點，此樹此臺“為向以對”，南北一連、兩點一線，與積水潭東岸相切，被定為中軸線。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忽必烈尊重周禮，看重大漢文化。元朝之“元”，即出自《易經·乾卦》的“大哉乾元”。他們遵照《周禮·考工記》“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法則進行規劃，宮殿居北面南，寓意“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在中軸線上分別建設宮城、宮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兩側布局壇廟和官署；全城設計成棋盤狀規整的街巷格局，以《周易》之爻辭卦辭命名各個城門，用離卦中的“日月麗乎天”將正南門名為“麗正門”，取天人合一、生生不息之意。元朝的都城建設，歷20多年乃成。
意味深長的是，若干年后，研究者發現幾個奇異的問題，一個是關于都城的城門數量，不是《周禮·考工記》法則里的12座，而是11座城門。的確，東城墻、南城墻、西城墻各有三門，而北城墻只有兩個門，令后人費解。一種解釋是，此源自儒家的術數之說，即把陽數的中位數5，與陰數的中位數6相加，得到11。元人釋義說，“辟門十一，四達憧憧，蓋體元而立象，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另一種說法是，南設三門、北設兩門，取自《周易·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南開三門以法天，北開兩門以象地，以奇偶之數表示天南地北、法天象地。第二個問題是，都城的中軸線并非在正北正南的子午線上，而是正北稍微偏西。一種說法是，忽必烈設計中軸線的北端，指向260公里外、位于今內蒙古的元上都，但此說缺乏史證；另一種說法是，除了祭祀建筑，中國古代人居建筑有“忌四正”、避子午一說，中軸線的微偏，有敬畏天帝、避讓北極之意。這兩個問題，確有存在，但事出有因，說明元朝統治者建都時有深謀遠慮，既尊重中華傳統理念，又敢于離經出新，是為守正而創新。
公元1271年底，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宣布國號為“元”，第二年下旨將都城命名為元大都，號令居民全部搬進新的城郭，此所謂“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至此，氣象一新的元大都出現在燕京之地，中軸線建筑長廊赫赫入眼、昭昭于世。
公元1293年7月，水利專家郭守敬擔任都水監，主持開鑿的通惠河正式通航。從此，京杭大運河的終點，由通州延長到積水潭，蔚蔚泱泱的元大都既充分飽受水澤的豐厚滋養，又持續享受漕運物資的豐盈喂養。160里的通惠河，把南方經濟中心與北方政治中心聯結在一起，出現了通惠河畔舟車喧囂、積水潭上“舳艫蔽水”的繁榮景象。
這些舊貌換新顏，發生在宋元之際的幾百年間，不同王朝、不同王國、不同民族，在幽燕之地上演的爭戰大戲、文化大戲，像一臺氣勢恢宏的戲曲。金中都，是先秦時期燕薊之城發展演變的終曲；元大都，奏響了元明清三朝賡續營建北京城的序曲。
舞榭歌臺，無覓千古英雄，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元代的城墻、城門多以夯土和木結構建成，而非石制建筑，且建造能力、建材質量、施工水平、防腐技術肯定不如后世。幾百年來，許多宮闕毀損于戰亂或消失在重建中，有的遺跡滅失在風銷雨蝕里，不少殘磚斷瓦掩埋于城市堆層之下，遺留下來的多是風化的土城，但元大都的風骨猶在，中軸線的脈絡尚存，歷久而不泯。
一公里走了150年
“天子擇中立國”。與金人對待儒家文化的態度一樣，元朝也認為“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甚至認為“駐蹕之所非燕不可”，這與后來的明朝也認同北京乃“天下之中”一樣。這是一種價值認同、理念共識。
何以為“中”，中軸線是地標。
元代后期，蒙元貴族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掠奪、盤剝和奴役加劇，橫征暴斂頻繁，苛捐雜稅繁重，導致民生凋敝、社會動蕩。元末，紅巾軍起義爆發，朱元璋統領的紅巾軍橫掃長江流域，占領金陵（南京）。公元1368年1月，朱元璋即皇帝之位，國號大明，建都南京。明軍隨后向北挺進，大將徐達、常遇春等人攻入元大都，結束了元朝在全國的統治。元順帝棄城北逃，使元大都沒有受到大規模的毀壞。
鑒于歷代統一王朝的都城，大多建在中原，明太祖朱元璋感覺金陵偏南，對北方尤其是逃入北漠的北元殘余，有鞭長莫及之感，思忖將明都遷往汴梁，并下詔以汴梁為北平，以金陵為南京作陪都。但是，反對者眾，一是經歷唐代安史之亂、兩宋動蕩、元末混戰，北方地廣人稀，生產力不振；二是汴梁受黃河泛濫的威脅，年年有災情，歲歲難安瀾，疲于應付；三是汴梁缺乏天然屏障，一旦游牧鐵騎殺進中原，明王朝難逃宋王朝一樣的命運，所以移都汴梁的打算被放棄。朱元璋也考慮在老家安徽鳳陽建都，但鳳陽城過于衰敗，加之財政吃緊，只能作為陪都，建了一段時間便作罷。朱元璋還派出太子朱標，于公元1391年考察洛陽、太原、西安等備選城市，但都不理想，只好就以南京為都。在后來遷都北京之前，南京作為明朝的首都達半個世紀之久，建設得金碧輝煌、富麗堂皇。
公元1399年8月，朱元璋之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北打到南，歷時3年，直搗南京城，并于公元1402年7月登上皇位。公元1403年，禮部尚書李至剛奏稱，燕平乃“龍興之地”，當仿效明太祖朱元璋設鳳陽為陪都的做法，立燕平為陪都。這一建議，被對燕地有感情的朱棣采納，于是改“北平府”為“順天府”，擢為“行在”。
公元1406年，永樂皇帝下詔，以南京為藍圖興建北京城，并筑長城、修陵墓；打通南北漕運的關鍵河段會通河，通過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的全線暢通，把江南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北京，一如元代忽必烈當年的做法。朱棣皇帝遷都北京的決心，已昭然于世，北京城迎來建都史的第三華章。
公元1416年，按《周禮·考工記》都城形制的設計，以南京紫禁城為模板，但規模更大的北京紫禁城正式動工，這項核心工程歷時4年完成。公元1421年2月，朱棣皇帝下詔遷都，設南京“應天府”為留都，改北平“順天府”為京師，大明王朝浩浩蕩蕩地入駐北京城。從此，北京成為明清兩代的首都，近五百年未變。
金朝、元朝、明朝對《周禮·考工記》的遵制，是一種價值認同、理念共識，表明了周禮的深遠影響力，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相融性和綿延不絕的傳承力。
未曾改變的，還有中軸線的方位。這是一座古城的脊梁和靈魂。
當年元大都的中軸線，從中心臺出發，向南經萬寧橋、皇城北門，縱貫御苑、宮城，從宮城南門崇天門，出皇城正南門靈星門，直通T字形廣場，抵達大都城的南門麗正門，全長約3.8公里。
明永樂時期的北京城，由宮城、皇城、內城、外城組成，基本上沿用了元大都中軸線，但由于宮殿、廟社、門闕、郊祀祭壇等建筑增多，中軸線長度被延伸。宮城以北，修建了景山、鐘鼓樓。宮城以南，“左祖右社”的太廟與社稷壇建于中軸線兩側，這種設計更緊湊、更集中、更規整；南城墻向南平移了0.8公里，南城門麗正門，改名為正陽門。北京城的南郊，還新建有祭祀性的建筑天壇、先農壇，以敬天法祖。此時的中軸線，北起鐘鼓樓、南到正陽門，全長為4.8公里。
從3.8公里到4.8公里，北京中軸線延長了一公里。這一公里，整整走了一個半世紀。
從元明清一路走來
歷史在演進，城市在成長。
又走過130年，到了公元1550年，即明嘉靖二十九年（農歷庚戌年）。由于受到瘟疫、干旱等天災影響，游牧在蒙古草原上的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向大明王朝求救，請求同意通商互市、補充物資，以接濟民生。明朝官員斷然拒絕，斬殺來使，重金懸賞俺答汗的人頭。被激怒的俺答汗遂出兵進犯明朝，明世宗朱厚熜以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節制各路兵馬抵擋，但貪生怕死的仇鸞賄賂俺答汗，只求轄區大同的安寧，得到好處的俺答汗調轉馬頭，率鐵騎沿潮河直抵古北口長城，擾襲密云、懷柔、順義的明軍，勒馬通州，刀指北京城。史稱“庚戌之變”。
俺答汗兵臨城下，明朝廷驚慌失措。北京城守軍僅禁軍5萬，且多為老弱，刀不能破朽，箭不能穿縞。明世宗朱厚熜飛檄召兵勤王，大同、保定、延綏、河間、宣府、山西、遼陽等七路明軍先后趕到，但在猛如狂飆的蒙古鐵騎和那寒光閃閃的彎刀面前，皆不敢戰。俺答汗兵長驅直入，攻到東直門、德勝門、安定門，并通過俘虜的明朝宦官楊增致信，再次提出通貢互市的要求。見明廷沒有動靜，俺答汗率兵轉戰今昌平、西山、良鄉、保定、延慶，所過之處哀鴻遍野，然后回師潮河，從古北口出塞，揮刀揚言再來。
且說明世宗收到信后，不是不想回話，而是不知道怎么回。召集一眾文武商議，各執一詞，自認有理，最后明世宗拍板，允諾了通貢，開通了大同馬市，俺答汗撤兵北去。從此，蒙、明邊貿實現了正常化。及至后來，雙方達成和議，大明朝廷封俺答汗為“順義王”，俺答汗歸附中央政府，北部邊境安定數十年，走西口的群體開始出現。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交流交融加深，成為蒙漢關系友好的典范。
庚戌之變雖已平復，明蒙關系日益密切，但明世宗意識到了加強防御的重要性。公元1553年，大明朝廷修建了北京外城，長長高高厚厚的外城墻，把南郊的先農壇與天壇包裹進來，北京城的安全保障能力和軍事防御能力大大增強。中軸線的南段，也自然延伸到了外城的正南門永定門。
此時的北京城，呈長長的“凸”字形，中軸線因此被拉長到7.8公里。
這就是今天北京中軸線申遺的長度。這條軸線也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最長、保存最完整的城市軸線。
話說到了清朝，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后，于公元1618年4月起兵反明，連克70余城。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病歿，第八子皇太極繼承汗位，登基稱帝，于公元1636年改國號為“大清”，1643年駕崩。在叔父多爾袞和母親孝莊太后攝政之下，6歲的順治帝繼位。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克北京，殺進紫禁城，崇禎自縊，明朝滅亡。清朝攝政王多爾袞聯手明末將領、清初藩王吳三桂，于山海關大敗李自成，使順治皇帝于當年順利地成為北京紫禁城的新主。
清軍入關、定都北京的268年間，清王朝總體上維持了北京城的格局和原貌，對中軸線上及兩側建筑進行重建、改建、擴建，但以修繕、美化為主，很少大拆大建或毀舊建新。用梁思成的話來說，是“改變殊少”“未曾稍易”，“一切巨規宏模，無一不沿自明朝”。紫禁城前朝后寢、左祖右社、東西六宮分列的布局沒有改變，但復建了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等部分宮闕，將“承天門”更名為“天安門”，新建了景山萬春亭、綺望樓、壽皇殿建筑群等，萬春亭成為中軸線上的制高點，是縱覽中軸線建筑長廊和北京城全貌的最佳位置。
1840年鴉片戰爭，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北京、焚燒圓明園，1900年八國聯軍占我皇宮、燒殺搶掠，外國強盜侵犯我主權、濫殺我同胞，毀壞建筑、搶劫珍寶，致使我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氣象萬千的北京城屢遭劫難。中華兒女奮起抗爭，為保護家園、維護尊嚴、守護文明，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搶不走、毀不掉、打不斷的中軸線，是不可移動的文物遺存，雖是傷痕累累，卻是意志不倒、風骨猶在。
有清一代，歷史風云變幻，北京的城市面貌在發生變化，但整體格局得到保持與延續。中軸線的寬度、厚度在增加，但7.8公里的長度未變。這條穿越了元、明、清三個朝代的文化軸線，一路風塵，滿身滄桑。
走在中軸線上，如同行進在時光隧道。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的政治中心、紫禁城的養心殿，隆裕皇太后以6歲皇帝溥儀和自己的名義，發布了退位詔書。這是清朝末代皇帝的遜位，更是兩千多年封建王朝專制統治的結束，北京中軸線是現場的目擊者。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天安門城樓和廣場舉行隆重而莊嚴的開國大典。這是發生在北京中軸線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表明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為古老大地上的主人。
人民城市人民建，首都建設從此奏響了第四華章。昔日的千步廊，是今天人民的廣場；曾經是皇帝祭天祭祖的廟壇，如今是勞動人民的公園和文化宮；帝王享用的宮殿、苑囿、壇廟，從此為人民所擁有，北京中軸線是歷史的見證者。
北京中軸線15個遺產構成要素，從北向南依次為鐘鼓樓、萬寧橋、景山、故宮、端門、天安門、外金水橋、太廟和社稷壇、天安門廣場及建筑群、正陽門、南段道路遺存、天壇、先農壇、永定門，一一展示其點位，恰似展映一部紀錄片，3000多年的建城史、1000多年的建都史，870年前設金中都、700多年前設元大都、600多年前建明都、380年前建清都，11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75年前新中國成立，歷史的畫卷投射在中軸線上，落筆不凡，刻度清晰，為世界留下中國的印跡，史載千秋，歷歷在目。
文化一脈相承，古都千年同風。北京中軸線是活化的文化遺產、物化的藝術結晶，集中體現并標注了中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特征，是突出體現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動載體，像明珠閃耀在人類文明的皇冠之頂；北京中軸線是一部高度凝練了古代中國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和創造智慧、藝術傳統、美學原理的文化經典，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座城市的文化主心骨，保護好、建設好、利用好它，就是留住了城市的根、文化的魂。
皇皇華夏揮巨構，耿耿長河起壯歌。北京中軸線是歷史的足跡、文化的地標、精神的豐碑，是一個文明古國成長的史記、偉大民族奮斗的史詩，是一首歷史的奏鳴曲、民族的交響樂、人民的大合唱，團結奮進是時代的主旋律。一個不知道來路的民族，是沒有出路的民族；一個不懂得珍惜自己文化的國家，是沒有力量的國家；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文化遺產”，是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堅強的文化意志，是一個政黨對文化的鮮明態度和深沉情懷。
北京中軸線，偉岸地行走在世界文化遺產的T臺上，是人類文明的長河上一道古老而蔥蘢的風景線。
（作者：劉漢俊，系中國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