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二戰場包括兩條戰線：一條是“望、聞、問、切”的情報戰線；一條是唇槍舌劍的外交戰線。
1950年10月19日，美軍與南朝鮮軍隊攻占了朝鮮首都平壤。當晚，剛剛上任12天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大軍秘密從安東（今遼寧丹東）、長甸河口、輯安（今吉林集安）3個口岸跨過鴨綠江，開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
10月19日，從此載入史冊，成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一批部隊跨過鴨綠江的日子。
最早跨過鴨綠江的隊伍
其實，最早進入朝鮮戰場的，并不是野戰部隊，而是一支只有7個人組成的情報外交隊伍。統領這支情報外交隊伍的，是中國駐朝鮮首任政務參贊、臨時代辦柴軍武。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柴軍武就是我黨我軍橫跨情報、外事兩條戰線的精英。他曾任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股長、晉冀魯豫軍區情報處副處長、中原野戰軍司令部參謀處處長、第二野戰軍司令部情報處處長。重慶談判期間，柴軍武是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代表團軍事組的上校參謀。他還擔任過中共駐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整軍科科長。
1950年6月25日，時任西南軍區情報處處長的柴軍武，奉命從重慶前往北京，到外交部報到，準備出使東德。26日途經鄭州時，他從報紙上得知朝鮮戰爭爆發，但“當時完全沒有將這場戰爭與自己的行動聯系起來”。
抵京幾天后，6月30日深夜，周恩來親自找柴軍武談話，直截了當地對他說：“不要你去柏林了，聶老總建議你去平壤，已同伯承講過，他也覺得合適。”“我們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聯系，倪志亮大使還在武漢養病，一時去不了，現在要你帶幾個軍事干部先去。”
周恩來抽出總參謀部建議派軍事觀察組去平壤的請示報告說：“我的意見，還是以使館的名義去為好，不要用聯絡組名義，更不要用觀察組名義。”
隨后，軍委情報部從武官人員中挑選了5名既有作戰經驗又有分析能力的軍事干部，并從當時東北駐平壤商務代表處留下一位叫倪蔚庭的同志，最終確定7名同志首批入朝。他們是政務參贊、臨時代辦柴軍武，參贊倪蔚庭（已在平壤），參贊薛宗華，一等秘書張恒業，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綱、劉向文。
6月30日至7月7日，所有的準備，包括有關手續、使館印信、國徽、門牌，以及服裝、辦公用品、餐具等就全部辦好備齊。多年后，柴軍武在《板門店談判》一書中，仍對此感嘆不已：“當時的國家機關都比較精干，人員不多，但是辦事效率很高，特別是遇到緊急任務，只需一個電話，都主動協同配合，從不推諉。”
7月8日上午，周恩來親切接見了臨行前的6位同志，明確指示：“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系并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周恩來的話，實際上明確了情報、外交兩大任務。
當日晚，柴軍武一行乘火車從北京啟程，9日晚跨過鴨綠江，10日晨抵達平壤。這支僅有7人的隊伍，最早踏上了朝鮮戰場，比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早了3個多月。
抗美援朝，情報先行
早在1950年7月初，當朝鮮人民軍順利向南挺進的時候，毛澤東、周恩來就判斷美軍將來反攻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在釜山、木浦、馬山等港口登陸，然后集中力量沿鐵路線向北進攻；另一種可能是在仁川登陸。建議人民軍在仁川地區構筑堅固的防守陣地，以便防守漢城。
當時中朝兩國尚未互派大使，缺乏直接聯絡渠道，毛澤東、周恩來的這些判斷，通過蘇聯政府轉告了朝鮮領導人。
8月、9月，毛澤東、周恩來兩次會見朝鮮代表，指出朝鮮戰場未來走向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人民軍全殲美軍，另一種是戰爭持久化。其中明確指出，如果出現后一種情況，“特別應注意加強仁川—漢城地區和鎮南浦—平壤地區的守備”。
8月底至9月上旬，東北軍區、第13兵團、中國駐朝使館、總參作戰部門也分別作出了美軍可能從人民軍后方實施登陸作戰，且登陸地點可能在“仁川和其他地區”的預判。
戰局果然在洛東江地區陷入了僵局，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遂下令，組成了以崔庸健為司令官的西海岸防御司令部，負責群山以北，以仁川—漢城為中心的西海岸防御。在該地區部署了步兵、炮兵、坦克和海岸守備部隊，還在仁川港口外的飛魚海峽敷設魚雷，封鎖了航道。
當時，人民軍高層對戰局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美軍的反攻將主要從洛東江前線發起，除非美軍得到大規模增援部隊，否則短期內很難從人民軍后方實施大規模登陸，所以仍將主力置于洛東江一線。后方雖作出了部署，但多為新組建部隊，戰斗力較弱，最終未能抵擋住美軍在仁川的登陸突擊，整個戰局由此急轉直下。
出兵朝鮮早就在毛澤東的戰略考慮之中，而東北軍區也早就呈送過報告，建議出兵前先派一個先遣組入朝熟悉情況，勘察地形，做戰場準備。
美軍在仁川登陸后，此問題被迅速提上日程。經商金日成同意，軍委決定派出5位軍事干部，以武官名義赴朝鮮考察戰場情況。9月19日，第13兵團司令部偵察科科長崔醒農、第40軍第118師參謀長湯景仲、第39軍司令部參謀處處長何凌登、軍委炮兵司令部情報處副處長黎非、東北軍區后勤部副部長張明遠奔赴朝鮮，緊張工作了近一個月，“搜集美軍情況，熟悉美軍裝備和作戰特點、熟悉朝鮮地形情況”。
出其不意與料敵在先
美軍實施仁川登陸，出其不意。朝鮮戰爭爆發的第5天，即1950年6月29日，麥克阿瑟飛往朝鮮戰場視察時，就產生了從朝鮮人民軍后方實施登陸的想法。返回東京后，即令參謀人員擬訂了代號為“藍心行動”的登陸計劃，定于7月22日實施。后因登陸裝備配備不及，仁川港海潮落差太大，海軍陸戰旅和騎兵師指揮層一致反對而暫時擱置，但麥克阿瑟實施仁川登陸的決心始終未變。
7月23日，麥克阿瑟首次向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呈報了反攻計劃，說明了登陸作戰的基本設想，但沒有說明登陸地點。
8月12日，“聯合國軍”總司令部擬訂出登陸作戰計劃，確定登陸地點為仁川，行動時間為9月15日。
美軍參聯會對此持保留意見。人民軍發動釜山戰役導致美軍防線告急后，參聯會于9月7日專門發電，要求麥克阿瑟重新考慮仁川登陸的可行性。麥克阿瑟根本不為所動，于次日回電稱，他對仁川登陸的可行性深信不疑。
9月13日，美軍開始在仁川實施火力準備，壓制住人民軍要塞月尾島的火力，清掃了飛魚海峽的魚雷，打通了航道。
15日下午5時，仁川港滿潮。美軍在強大火力掩護下突擊上岸，并于次日凌晨攻陷仁川市。由此，美軍和南朝鮮軍轉入全面反攻，朝鮮人民軍開始戰略退卻。
中方預判美軍仁川登陸，料敵在先。中方準確預判到了仁川登陸，這一點毫無爭議。可到底是誰最先把準了戰爭脈搏，這一點卻說法各異。
綜合權威資料所述和有關當事人的回憶錄、傳記來看，從領袖到參謀人員，從一線使館到邊防待命部隊指揮員，都預見到了這種可能。
8月10日前后，總參謀部有關人員研究了美軍水陸兩棲作戰的歷史和麥克阿瑟的經歷，認為如果敵人登陸，可能選擇鎮南浦、元山、仁川和群山。周恩來將此意見及時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也認為這個可能性很大，并說，萬一遇上那種情況，朝鮮局勢就難辦了，沒有回旋余地了。
8月31日，第13兵團司令員鄧華在黨委會上判斷敵人將來反攻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以一部分兵力在朝鮮沿海側后幾處登陸；另一種可能是以一小部兵力于現地與人民軍周旋，其主力則在人民軍側后（平壤或漢城地區）大舉登陸。會后，鄧華以兵團名義于當日將意見報告了中央。
中國駐朝鮮大使館研擬了《目前朝鮮戰爭局勢匯報提綱》，十分明確而又具體地指出，美軍“估計可能在仁川或其他地區登陸”。敵軍正在仁川港外進行的種種活動，是在為登陸做準備。《匯報提綱》由柴軍武于9月7日親自帶回北京。
8日，柴軍武向聶榮臻代總參謀長作了匯報。聶榮臻當即將《匯報提綱》批呈毛澤東。毛澤東十分重視，批示周恩來找柴軍武面談。
當晚，周恩來召見柴軍武，詳細聽取匯報后，在《匯報提綱》上批示“印發常委各同志”。
準確預判仁川登陸，并不是哪個部門、哪個人的獨家遠見，而是從上到下、從外到內的英雄所見。
情報上也是只“紙老虎”
“最近中共領袖聲稱，如果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他們將進入朝鮮，這不過是外交上的一種勒索。”這是美國遠東軍司令部情報處處長、被稱為“中國通”的查爾斯·威洛比少將在綜合各方情報后作出的結論，時間是10月14日。5天后，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了鴨綠江。
15日，麥克阿瑟帶著這份“敵情判斷”，飛往威克島與杜魯門總統會面，討論朝鮮“戰后重建”、朝鮮戰爭“最后階段”的一些重大問題。
見面后，杜魯門問：“蘇聯、中國到底有無可能直接介入？”
麥克阿瑟答：“可能性很小……”
杜魯門問：“請你先講講中國，不是說有較大規模的兵力調動嗎？”
麥克阿瑟答：“中國在東北三省的部隊有30萬，其中部署在鴨綠江邊的大概不超過10萬到12.5萬。他們只能把五六萬人送過鴨綠江。”
50年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著的《抗美援朝戰爭史》替麥克阿瑟準確回答了杜魯門的這個問題：
“改編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部隊，計有第38軍……第一次戰役打響后，第50軍、第66軍也入朝參戰，總兵力約29萬人。”“1953年停戰實現時，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的部隊共約120萬人。”“志愿軍參戰軍兵種之多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空前的……在這場戰爭中受到鍛煉的部隊先后共有290萬。”
杜魯門說：“可是他們確實講了些不能置之不理的話。”
麥克阿瑟回答：“總統，難道您不認為那是一種外交訛詐嗎？”
杜魯門最后問：“那么將軍，蘇、中有無可能聯合干涉呢？”
麥克阿瑟答：“我相信，那是不會收到什么效果的。”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問：明年1月能否將第2師或者第3師調往歐洲？
麥克阿瑟胸有成竹地料定：“我認為，戰爭到感恩節就可以結束。……調哪個師到歐洲，就看你們的了。”
感恩節在麥克阿瑟這番高論1個多月后就到了。他本人在6個月后被解除了“聯合國軍”總司令職務，而戰爭直到2年零9個月后才結束。
初戰告捷殲敵1.5萬余人后，志愿軍便“銷聲匿跡”了。“中國通”威洛比少將立即權威發布：“他們已離開朝鮮，我早就看穿了他們的手法。我預料到他們會這樣做的。我早就說了，北京無非是虛張聲勢。”
美國中央情報局判斷，中國有可能“最低限度地”出兵朝鮮。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研判，中國介入的戰略意圖有三：一是控制邊境緩沖地帶；二是打一場有限規模的持久戰；三是將“聯合國軍”徹底驅逐出朝鮮半島。不過，“中國還沒有力量敢于同美軍進行抗衡”，所以第一種可能性最大。
英、法兩國的判斷更離譜，認為“中國人介入的企圖是迫使美國停止對重建歐洲的援助計劃”。
再來看看中方對形勢的研判。
中共中央對出兵朝鮮的結局作了三種估計：一是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侵略軍，從根本上解決朝鮮問題；二是在朝鮮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美國公開對中國宣戰，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恢復和建設計劃；三是志愿軍靈活指揮，充分發揮戰術特長，能夠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區，則可迫使美國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但條件是美軍必須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
中共中央認為，第一種可能性很小，第二種情況雖然也有可能，但美國不敢輕易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最有可能出現的是第三種情況。中共中央的態度是，爭取第三種情況的出現，并且相信有力量實現這種情況。同時，對可能出現的第二種局面，也必須有所防范和準備，特別強調要做好“長打、大打、打原子彈”，甚至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
后來的戰局發展表明，中共中央的上述估計驚人地準確，戰爭準備驚人地充分，對把握戰爭、駕馭談判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
戰爭期間，美國曾多次威脅要使用原子彈。面對核訛詐，毛澤東蔑視地宣稱：“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這股氣吞山河的底氣從何而來？除了偉人的非凡氣概，當然還有對形勢的正確評估。
“多算勝，少算不勝。”棋子未落，終盤已定。美國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情報系統，但在剛成立一年的新中國面前，不過是只“紙老虎”。
“情報王”與外交家幕后聯袂
1951年5月31日，美國著名外交家、“蘇聯通”喬治·凱南奉國務卿艾奇遜之命，約見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明確表示：“美國準備在聯合國或在任何一個其他委員會或是以其他方式與中國人會面，討論結束朝鮮戰爭的問題。”
喬治·凱南的試探得到了蘇、中兩國的響應。經過多輪電文往來，1951年6月底7月初，中朝與美方商定，于7月10日在開城舉行停戰談判。
這是新中國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首次外交斗爭，需要派一名得力大將趕赴一線指揮。
毛澤東召見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兼軍委總情報部部長的李克農，說：“我點了你的將，要你去坐鎮開城。”
此時李克農嚴重的哮喘病復發，平時靠藥物控制，每天須服用鎮痛劑才能入睡。他擔心誤事，就提出是不是改派伍修權或姬鵬飛去。毛澤東稍稍猶豫一下，說：“還是你去吧！”
按照中朝兩黨協議，停戰談判的第一線由李克農主持，喬冠華協助。他倆不對外，但為了安全與保密，代表團內部稱李克農為“李隊長”，稱喬冠華為“喬指導員”。就這樣，一個“情報王”，一個外交家，組成了第二戰場的幕后司令部。
朝中方面首席談判代表是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大將。朝方代表是人民軍總司令部偵察局局長李相朝和人民軍第1軍團參謀長張平山。中方代表是志愿軍副司令員鄧華和參謀長解方。柴軍武被指定為志愿軍聯絡官，他“就是這次才改名為柴成文的”。
志愿軍代表團成立了黨委，李克農任書記，鄧華、解方、喬冠華等任委員，柴成文任代表團秘書長。
兩個世界紀錄彰顯“情報王”的老辣
最長的靜坐紀錄誕生于軍事分界線的談判期間。美方堅持所謂“海空軍優勢補償論”，拒絕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8月10日，美方老調重彈。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大將當即予以批駁后，等待美方的回應。不承想，美方首席代表、遠東海軍司令官特納·喬埃為了表明其絕不讓步的態度，竟拒絕再發言，與助手們默契地耍起了沉默戰術。
喬埃“有時雙手捧著雙腮，有時用右手玩弄著面前的兩支筆”，一會兒又掏出香煙吞云吐霧。他的助手們則有的抽煙，有的寫寫畫畫，有的眼睛緊盯著中方代表。
面對美方的沉默戰術，中方代表沉著應對，“只是靜靜地坐著”。
“靜默”了近一個小時后，坐在中方參謀位置上的柴成文輕輕離場，來到距會場百米之外的“工作隊前指”請示李克農。李克農指示：坐下去！柴成文回到會場寫了“坐下去”三個字，傳遞給中方人員。
雙方靜坐132分鐘后，美方終于忍不住率先開口：“我建議休會，明天上午10點繼續開會。”
最短的開會紀錄誕生于戰俘問題談判期間。美方第三項議程首席代表哈里遜發明了另一種拖延施壓戰術“開會即休會”，以表明美方立場不可更改、不容討論。同時，等待美軍正在戰場上發起的攻勢取得勝利，以增加談判籌碼。
他每天走進會場，不待坐穩就急切地宣布休會，并立即退場。就這樣，開會的時間越來越短，2分鐘、1分鐘、30秒，最短一次只有25秒。
在李克農主持下，中方見招拆招，在程序問題上奉陪到底，在原則問題上堅決斗爭，美方玩弄的把戲再次破產。
美國人創下的兩項世界紀錄，在老辣的“情報王”面前，成了幼稚的兒童游戲。
“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會場上也得不到”
在這場罕見的打談交織的戰爭中，彭德懷負責戰場，李克農負責會場。一武一文，一打一談。戰爭打了2年零9個月，談判談了2年零17天。
彭德懷在戰場上把美軍打得不得不一次次坐下來談，李克農在會場上與不得不一次次坐下來談的“山姆大叔”沉著周旋。彭、李二人這段場上場下的配合，可以化用彭德懷告誡部屬的話來歸納：“打得堅決，談得耐心。”
談判期間，美方拋出“海空軍優勢補償論”，要求把軍事分界線放在“聯合國軍”陣地后方，其實質是想不戰而獲，白白得到1.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朝中方面嚴厲駁回，美方遂狂妄地叫囂：“那就讓飛機、大炮去辯論吧。”
美方還提出“限制機場設備”的建議，中方代表、志愿軍參謀長解方表示，美方這是在干涉別國內政。沒想到，美方竟厚顏無恥地說：“我們現在正在干涉著你們的內政。你修飛機場，修好了，我給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解方怒斥美方代表：“你們使用軍事力量不能得到的東西，卻企圖用談判的辦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訴你們，你們永遠也不會得到你們使用軍事力量所得不到的東西。”
幾十年后，柴成文在《板門店談判》中寫道：“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會場上也得不到，在雙方對等的軍事談判中，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朝鮮停戰談判是公認的史上持續時間最久的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開始，經過58次大范圍、733次小范圍談判，兩易會場，五度中斷，前后歷時749天，才于1953年7月27日簽訂了停戰協定。
“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回憶錄中沮喪地寫道：“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
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則豪邁地宣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本文內容有刪減）
